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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第一章︱

競爭
中國長期以來似乎一直停滯不前，或許在很久以前，它就已經達到法律與制度所能支持的充分富足狀態。然而這樣的富足似乎遠低於中國的土地、氣候與形勢所能發展的極限。一個忽略或鄙視海外貿易，只允許外國商船到一兩個口岸交易的國家，除非改採不同的法律與制度，否則不可能提升貿易量⋯⋯更廣泛的海外貿易⋯⋯勢必能大量增加中國的製造產品，大幅改善中國製造業的生產力。透過更遠程的海外航行，中國自然會學習使用與製造其他國家使用的各種機器，以及世界其他地區運用的改良技藝與優良產業。
─亞當斯密（1723-1790，英國哲學家、經濟學家）

彼何以小而強？我何以大而弱？⋯⋯然則有待於夷者，獨船堅砲利一事耳。
─馮桂芬（1809-1874，中國近代思想家、教育家）

泰晤士河與長江
紫禁城（故宮）位於北京的心臟地帶，由一百萬名以上的工人使用來自帝國各地的原料興建而成。城內羅列了近千幢建築物，所有的建築與裝飾全為了表彰明王朝的權力而設。紫禁城不僅是世界最偉大文明的遺跡，也提醒我們世上沒有任何文明能傳之永恆。遲至一七七六年，亞當斯密仍認為中國是「世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，也就是說，中國是世上土地最肥沃、耕作技術最好、人民最勤奮與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……遠比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要來得富有」。然而亞當斯密也認為中國長期以來一直「停滯不前」或「靜止不動」。他的說法點出了事實。從一四○六到一四二○年，紫禁城修建完成，而後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，東方便逐漸步入衰途。相反的，窮困而戰禍頻仍的西歐小國，卻在往後五百年間如火如荼地對外擴張。就在這段時期，東方的偉大帝國停止發展，最後終於屈服在西方的宰制之下。

為什麼歐洲向前邁進的時候，中國卻走向沒落？亞當斯密的主要解釋是中國人未能「鼓勵海外貿易」，因此失去了比較利益與跨國分工的好處。但其他的解釋也可能成立。一七四○年代，孟德斯鳩在作品中指責「暴政的解決方式」，他將這種現象歸咎於中國異常眾多的人口，而人口數量的龐大又歸因於東亞的氣候：

我的理由如下：亞洲沒有一處適合稱為溫帶。氣候極寒冷的地區，與氣候極炎熱的地區直接接壤，也就是土耳其、波斯、印度、中國、朝鮮與日本。歐洲剛好相反，溫帶分布的地區非常遼闊......因此彼此接壤的國家氣候都相當類似；國與國之間沒有太大差異......在亞洲，強國與弱國對立；尚武、勇猛而進取的民族直接與懶散、陰柔而膽怯的民族接觸；因此，一方必須征服，另一方必須被征服。歐洲剛好相反，強國與強國並立；彼此接壤的國家幾乎擁有相同的勇氣。這是亞洲何以弱，歐洲何以強；歐洲何以自由，亞洲何以奴役的重要理由：而這個理由我在記憶中尚未聽聞有誰提過。

日後的歐洲作家相信，西方勝過東方的原因是科技─尤其是引發工業革命的科技。馬戛爾尼伯爵（Earl Macartney）在結束令人沮喪的一七九三年出使中國之行後（詳見後述），心中顯然浮現了這種想法。另一個在二十世紀頗為流行的觀點是儒家學說阻礙了創新發明。然而每個時代針對東方衰弱所做的解釋都各有所偏。西方擁有而東方缺乏的六項殺手級應用的第一項，不是商業，不是氣候，不是科技，也不是哲學。如亞當斯密所言，東方缺乏的是制度。

一四二○年，如果你分別沿著泰晤士河與長江旅行，你會對這兩條河川的對比感到驚訝。長江是龐大水路網的一環，這條水路從南京往北延伸五百多英里到北京，往南則可通往杭州。這個水路系統的核心是大運河，它的延伸距離最長可達一千英里以上。大運河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元前七世紀，船閘的引進則是在西元十世紀，另外還有聯拱寶帶橋這類精緻橋梁。大運河實質的修復與改善是在明朝永樂年間（一四○二－一四二四年）。永樂帝的總工程師白英完成黃河的築壩與改道工程，可以讓近一萬兩千艘運送穀物的平底船每年南北往返於大運河。有近五萬人受僱維護運河。當然，西方最大的運河一直是威尼斯大運河。然而當大膽的威尼斯旅行家馬可波羅於一二七○年代造訪中國時，連他也對長江的舟楫繁忙感到印象深刻：

在大江上航行的船隻數量非常多，若不是親眼所見，光憑文字或轉述恐怕難以置信。船舶往來運載的商品堆積如山，也超乎人們的想像。事實上，這條江河實在太過遼闊，與其說是一條河，倒比較像是汪洋大海。

大運河不僅是中國國內貿易的主要動脈，它也使帝國政府得以透過五座國家糧倉平抑糧價。在穀價便宜時買進，昂貴時賣出。

南京在一四二○年時或許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，人口大約在五十萬到一百萬之間。數百年來，南京一直是繁華的絲業與棉業中心。永樂年間，南京也成為學術重鎮。永樂這個年號意指「永保安樂」，然而宵旰圖治、勤於政事，或許才是更貼切的描述。明朝最偉大的永樂皇帝勵精圖治。他召集兩千名以上學者完成的《永樂大典》，卷帙達一萬一千冊以上。近六百年來，《永樂大典》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，直到二○○七年才被維基百科超越。